桐乡设县于明朝,此前叫“崇德县”,是吴越王时期从嘉兴县分出来的。据《至元嘉禾志》记载,吴越王钱镠曾寓居桐乡钱林村,发迹以后还在钱林造了祖祠。北宋初年,吴越国钱氏的后代回祖籍地,在桐乡西部的洲泉镇居住。其中有一位名叫钱勰,是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钱俶的孙子,凭借祖先的功劳,担任河南尉氏县知县,授任流内铨主簿。
钱勰(1037-1097),字穆父,为官时,忠于朝廷,更忠于士大夫的精神和操守。他任流内铨主簿期间,虽然官职卑微,但能力很强,业绩突出,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。宋神宗曾单独召见他,与他交流政事和学问,惊喜之余,当面表示“将任以清要官”。
时任宰相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,急忙派弟弟王安礼来找钱勰谈心,说愿意推荐他担任御史。当时王安石推动变法,权力如日中天,而且皇帝也有言在先,所以只要钱勰点头,这事就成了。但钱勰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,他说:“家贫母老,不能为万里行。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钱勰为何拒绝?原来,王安石主持变法,用人导向是支持变法就迅速提拔,反对变法则坚决不用,很多官员甚至还因此丢官去职,贬谪蛮荒。钱勰以清流自居,因此即便高官厚禄,封官许诺,他都敬谢不敏了。
元丰六年(1083),高丽文宗王徽去世。宋神宗闻讯后,决定派出以起居郎杨景略为正使、左司郎中钱勰为副使的北宋使团,前往高丽国进行吊唁与安抚。
钱勰等人到达高丽后,新高丽国王除了安排吃好、住好、玩好外,还多次送重金给他,但均被钱勰一一拒绝。在回国登船时,高丽国王又派使者飞奔而至,一定要送给钱勰四千两金银,并说:“国王有令,君若不受,我必死无疑。且左番已受。”钱勰义正词严地回答:“左右番各有职,吾唯例是视,汝可死,吾不可受。”既不为使者的“胁迫”而心软,又不因“潜规则”而接受,钱勰保持了士大夫的气节。
还朝后,钱勰升任中书舍人。元祐初年,升为给事中,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做开封知府。钱勰一身正气,执法如山,豪贵闻之色变。有些个案,哪怕是宰相批条子、打招呼,他也置若罔闻,照样从重、从快、从严处理。他与仁宗年间的“包青天”包拯,同样的官职,同样的铁面无私,所不同的是包拯经后世民间戏曲的渲染而广为流传,而钱勰的事迹却湮没于史籍之中,始终默默无闻。
钱勰在开封知府任上没做多久,就在小人的唏嘘声中,被外调越州(今浙江绍兴)任职。期间,和杭州做官的苏东坡相交至笃。此后,钱勰又被召回京城,出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。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章惇,遭到排挤诋毁,被贬至安徽与江西交界的池州(今安徽池州市),任期未满,便阖然离世,终年64岁。
(转自嘉兴机关党建)